共产党心照不宣的朋友 ----于右任
来源：新华网
■ 郭宝彦
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的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仙逝于台湾台北市，享年86岁。于右任先生一生爱国爱民，践行革命，崇文尚武，多有建树，特别是先生自奉节俭的布衣精神和风范美德，深得国人推崇，美名远播海外。作为于右任故乡的三原人，我们深感荣耀和自豪。在于老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50周年（注：本文为2014年所写）来临之际，我们饱含崇敬之情，缅怀于老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于老先生出生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之际的中国，7岁入村塾求学，每晚苦读必至三鼓，遍读宏道、味经、关中书院，1898年讲求新学的叶尔恺督学陕西，阅于右任试卷后，赞誉其为“西北奇才”。“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逃至西安，学堂停课被辟为行宫，且命学生、市民跪接，于右任愤怒上书陕西巡抚，“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因被同学王炳灵发现力阻，才免遭大祸。但折射出先生血气方刚、关切国运的大无畏精神。
1906年于右任赴日本考察办报，见孙中山大受启迪，随即加入同盟会。1907年4月2日，于右任在上海创刊《神州日报》，宣传革命，并先后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特别是《民立报》作为同盟会在国内的机关报，被青年毛泽东称为“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在革命洪流汹涌起伏的历史转折关头，义无反顾地连续创办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报，为同盟会的政治联络，上海光复、武昌起义、民国政府组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筹备组织工作，对辛亥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始终为历史所认定和纪颂。
1915年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任中华革命军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三原设筹备处，组织军队。1917年策动胡景翼、高峻、耿直、郭坚等开展“反袁”斗争。1918年1月，张义安举行三原起义，军民纷纷响应，组成陕西靖国军，攻取西安未果。胡景翼急请于右任回陕统领陕西靖国军，孙中山委派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于右任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于右任主持陕政，坚持恤民济众，造福桑梓，废除苛捐杂税，撤销盐禁，禁止鸦片和高利贷。靖国军总部设教育处，培养军政人才，同时还大办地方教育。于右任首先创办渭北中学、渭北师范、民治学校，先后在靖国军辖区建立中、小学校17所。1920年关中大灾，渭北尤甚，于右任向东南各省筹集捐款70余万元，向关中20多县发放赈济粮款，深得万众拥戴。灾情稍减，于右任又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委托李仪祉测量泾惠渠工程，绘制蓝图，为1929年工程建设奠定基础。
于右任在兵饥民困的艰难困苦中，统领三万余靖国军，与十五六万北洋军阀斗争长达四年又六个月之久，是北方高举革命大旗与南方革命相呼应的唯一政治军事力量，并打倒了皖系卖国政府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在北方及全国形成重大影响。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协作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一大”，于右任及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10位共产党人当选为中央执委。早在1922年，于右任便创办上海大学，并任校长。他拜访李大钊，邀邓中夏、瞿秋白任教务长和社会系主任，请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沈雁冰（茅盾）任教员，实行国共合作办学，培育了大批革命骨干。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伺机进行反共反苏活动，企图推翻“一大宣言”。于右任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右派分裂活动，支持在中共协助下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二大”，通过“二大宣言”，重申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三大政策，于右任及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等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讨论制定了制裁右派分裂、北伐统一全国的决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6月，于右任应李大钊邀约赴苏联莫斯科，请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参加北伐。于右任回到绥远后，在9月17日举行五原誓师，组成国民军西北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于右任任副总司令，按照与李大钊商定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东出潼关、策应北伐的方略，于右任率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由陇东进军陕西。11月28日西安解围，组成国民军驻陕总部，于右任任总司令兼省主席。陕西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葛霁云、杨晓初、王尚继担任军政要职。并成立中山军事学院，培养革命军人，史可轩任校长，副校长李林，整治处长邓希贤（邓小平），同时还成立中山学院，培养军政党务、农运、妇运干部，校长刘会初，副校长李子洲均为中共党员。“4.12”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于右任在西安召开6万余人大会，声讨蒋介石屠杀罪行。随后，全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25个县成立农协，会员达40余万人，农民武装达10万人以上，省妇女、青年、学联、商会纷纷成立。李大钊被害，举行追悼大会，于右任亲自介绍“李守常同志革命史略”，声讨反动军阀罪行。将西安红城城墙、钟楼一律涂为红色，大街小巷书写革命标语。亲书“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一切利益归于民众”等标语。西安成为呼应广州的北方革命中心。
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于右任深表赞同，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签名响应。1937年7月，于右任还应周恩来之约，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
于右任先生与敦煌莫高窟 1941年10月于右任先生从新疆乘车到甘肃，在河西他考察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嘉峪关。期间，最值得纪念的是先生一路考察，一路吟诗，一路思索。为保护莫高窟文化古迹提出了开创性保护措施。
激水狂风互作声，高岩入夜倍分明。
三危山下榆林窟，写我高车入画行。
在榆林窟考察的那一天，虽然一夜难眠，但是清晨于右任先生仍是早早起床，漱洗完毕，便催促向导郭元亨引路，前往窟中观看洞窟雕塑及壁画。原来榆林窟就是斯坦因在其著作中所称的“小千佛洞”，石窟开凿在榆林河两岸峭壁之上，东西相距不及200公尺，峭壁矗立犹若削成。40多个洞窟上下错落点缀于两岸壁崖间。河水从中穿流而过，因受石峡所束，奔腾而出，其声若雷"夏秋之际两岸红柳榆树掩映，柽叶红遍峡谷，杂花、古塔相映，实为塞外仙境乐土。
这个石窟群开凿的年代、建筑形式、彩塑和壁画的题材内容与艺术手法，同莫高窟有密切的联系，素有莫高窟姊妹窟之称。莫高窟早已闻名中外，而榆林窟外界却知者甚少。榆林窟规模虽比不上莫高窟，但它精美的壁画艺术可与莫高窟相媲美，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石窟艺术精品，在中国唐至元的佛教石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于右任先生推断它的建窟时代应与莫高窟相去无几，他的这个推断，同后来专家们的考证基本一致。
看完了两岸洞窟，他们随河道转弯处来到东岸石窟继续进行参观。看到许多唐人壁画，丰姿神韵更使他不可思议，几乎幅幅都是珍品而且保存极其完好。唐画技法之高，用笔之精，堪称榆林窟壁画之宝。其中一幅卢金那佛像完好如新，栩栩如生，形象感人。只见那佛正襟端坐于莲台之上，双手双脚交叠在一起面带微笑，神情安祥，莲台美丽的花瓣，像波浪一样涌动不止;特别是西方净土变栩栩如生，自然生动，彩带飘动，舞姿神情如同古人再现。唐人的丰姿神韵便于老赞叹不止，留连忘返，久久不肯离去。
到窟中间，只见大佛一座，高可齐山，金碧辉映，到二层洞窟方可看清大佛头部。一些洞窟的壁画虽然出自元人之手，但是所用的线条，却是艺术界所能通称的“兰叶描”，清新飘逸，潇洒不凡。画面上记录了当时西部人民生活生产的情景，也是中国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他深深被祁连山间丰富的文化宝藏感动了，随即作七言诗一首：
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覆几层。
不解高僧何处去，独留道士守残灯。
随后，众人来到了道长郭元亨住宿的小洞窟里休息。于右任先生询问郭道长寺窟的管理时，郭道长含泪告诉他。由于地方当局的不重视，连年兵匪相逼、这里屡遭土匪劫掠，有时候大白天也会遭受土匪袭击，寺中值钱的东西多被抢劫而去。最惨的一次要数民国19年，一伙匪徒夜间潜入寺庙，胁迫八十多岁的钟道长交出寺中珍宝和钱财，由于未能得逞，钟道长和另一个道士当即惨遭杀害。藏经殿也被他们一把火烧得片纸不留……
于右任先生听了这些情况以后，沉思于国事的艰难，莫高窟、榆林窟，两窟偌大规模的千年古迹艺术珍品，竟至今任意荒废，无人问津。价值连城的石窟宝藏，或失于他人之手，或毁于无知之中，这损失实在太大了。他从榆林窟的荒芜萧条景象和僧人道人性命无保的难局中，深感国家急需安定，塞外百姓急需安乐，国家历史文化宝藏更急需拯救、开发研究和保护。随后，作诗一首：
层层佛画多完好，种种遗闻不忍听。
五步内亡二道士，十年前毁一楼经。
参观完榆林窟最后一个洞窟，夕阳已经西斜，于右任先生站在高崖之上，纵目观看四周景色，只见西边天空红白相间的云彩瞬息万变，苍山起伏涌动，气势磅礴壮观，而峡谷中河岸边远远近近的榆树红柳一簇一丛映着夕阳如同燃烧一般；山风劲啸，河水激鸣，仿佛一幅塞上秋风落日图，于老即兴吟道：
红柳萧疏映夕阳，梧桐秋老叶儿黄。
水增丽色如图画。山比髯翁更老苍。
当天下午，于老告别了郭元亨道长及众随同人员。由郑福县长等人陪同返回县城。10月16日离开安西经酒泉时畅游了西汉胜迹，触动了老人的怀古之情，留下了《酒泉道口》：
酒泉酒美泉香，雪山雪白山苍。
多少名玉名将，自头醉卧沙场。
这首诗描写了古朴幽静的古酒泉风光。后于老一行又经张掖、兰州、天水、西安等地于12月14日返回重庆。即刻向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呈交了提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希望能将莫高、榆林两窟的保护研究工作列入国家议事日程，尽快调配人员，成立专门的保护研究机关，议案全文如下：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骨为佛经故事。其设计之严谨，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介面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突变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候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这个议案在1942年2月5日出版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发表，获得国内学术界人士的极大支持和呼吁。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于右任先生议案的提议，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高一涵、常书鸿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由郑通和、张大千、王子云、窦景椿为筹备委员，开始着手成立敦煌石窟保护机构的准备工作。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先生任所长，从各地聘请了专业艺术工作者。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石窟艺术，有了正式的国家管理机构，得到了保护。于右任先生的敦煌、安西之行，对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和敦煌安西的文物保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是中华民族，甘肃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谈判期间拜访于右任，于设家宴招待中共代表团，这是国共和谈中唯一设家宴款待中共代表团的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16日，周恩来请屈武转告于老，中共愿与先生继续合作，先生若能来北平，希望早日成行；若不能赴北平，请暂留南京，待南京解放后，我们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一道筹备新政协，一道建立新中国。可惜无法如愿，1949年11月29日，于无可奈何地离乡别亲去了台湾。在台湾的15年里，先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大陆、故乡、亲友，殷切期盼祖国统一，落叶归根。并写下了震撼中华民族的《望大陆》诗作，满腔血泪呼唤祖国统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于右任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情势下，追求探索救国之道，将中华传统儒学、西方民主的优秀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的初期理念，吸收熔铸为多元一体的爱祖国、爱人民、爱故乡的精神追求，全身心投入反清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为建立民主共和奋斗，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奋斗，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奋斗。是实至名归的杰出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共产党心照不宣的朋友。
（作者系陕西省三原县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