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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发布时间:201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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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拥有世界级文化遗产莫高窟和世界级自然景观鸣沙山·月牙泉,被誉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

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最为璀璨的明珠;为敦煌艺术而贡献比重的国内外著名艺术家常书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为此他被赵朴初赞颂为“敦煌守护神”。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镇,她东连中原腹地,西接天山南北,直趋中亚西亚,是人类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的交汇点,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敦煌,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古道长城、烽燧驿站星罗棋布,艺术宝库、两关遗址享誉中外,雅丹地貌、名山神泉久负盛名,悠悠历史、灿烂文化延续至今。敦煌拥有世界级文化遗产莫高窟和世界级自然景观鸣沙山·月牙泉,被誉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1988年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1994年6月23日)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中国画家,敦煌学专家。曾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称敦煌研究院)所长。常书鸿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着“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先生的墓地就在这里。这个早年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只因为在异乡偶然见到伯希和整理的一本关于敦煌壁画的图录,惊叹之余,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来到敦煌。是他于1943年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

  在这个方圆20公里都荒无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能发出声音的似乎只有风,只有楼阁角上的风铃叮当叮当地提醒大家时间的流逝。来采风的人很多,少有人能呆久。但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愿用一生守护这艺术的宝库。

  作为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在这里呆了几十年,直到晚年不得不调回北京。但敦煌显然融入了他的生命,他视莫高窟为“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总是落款“客寓京华”。生命的最后,他还叮嘱儿女要好好研究敦煌。“敦煌守护神”——这5个字就镌刻在常书鸿先生的墓碑上。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市,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

1925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

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

1936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

1940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

1943年3月到达敦煌

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元月,“敦煌艺术展”在日本东京开幕。

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

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

1994年4月6日在北京进行回忆录首发式。

1994年6月23日在医院逝世。依照遗嘱常书鸿的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生前画作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常书鸿 - 经历

早年

早年的常书鸿早年的常书鸿

常书鸿自幼喜欢艺术,而他的父亲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

留学法国

为了进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法国,在法国他把一切时间都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后来终于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毕业后他又取得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并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在法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不忘报效祖国。

“敦煌图录”改变一生命运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实现梦想。

于右任、张大千首提建立专门机构保护研究敦煌艺术

于右任先生既为当时的政要,又是诗人、书法家,而张大千更是书画界的大腕,同时,他们对敦煌文化的保护、宣传和弘扬,功不可没。“二髯”曾在1941年10月5日,农历中秋节,相会于敦煌莫高窟,把酒临风,吟诗赏月,并商谈敦煌石窟的保护,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1941年中秋节,“张大千先生老友、民国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等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在视察河西时,专程来到敦煌莫高窟与先生相聚。先生十分欣喜,一直陪同参观莫高窟并为详细讲解。”(《张大千全传》)当时张大千四十三岁,于右任六十三岁。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于右任本人即为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功勋卓著。他是开国元勋,追随孙中山先生一同革命;是清末以来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也是伟大的诗人、书法家。他是新闻界的前辈,民国初年积极创办报纸启迪民智,一生为民族复兴建设奔忙。他曾书嘱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历史上能在政治有重大建树,而又同时在文化上有重大贡献,二者能同载史册,数千年来寥寥可数,于右任为其中之一也。

1941年中秋节当晚,张大千请于右任、高一涵等人,到他上寺寓所晚餐,亲自下厨掌勺。然后,饮酒赏月,相谈甚欢。“席间大家谈到莫高窟的价值和保护问题。”(姜德治《敦煌史话》)于右任激情满怀,作诗记其事:“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他在诗后加注:“莫高窟所在地为唐时莫高乡,因以得名。是日在窟前张大千寓作中秋,同到者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曹汉章、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张公亮、任子宜、李祥麟、王会文、南景星、张心智等。”同时,张大千还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于右任颇感兴趣。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席后,先生与右任等当晚为随行者互相作画写字至深夜。”(《张大千全传》)这就是先贤的雅集和书画笔会。

张大千这一夜虽未作诗,但在敦煌期间却留诗多首见于他的诗词集。如《题莫高窟仿古图》:“燕塔榆林一苇航,更传星火到敦煌。平生低首阎丞相(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刮眼庄严此道场。”1941年12月11日,于佑任先生完成西北考察,返抵重庆后,即将建议书送达国民党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该建议案以《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为文章名,刊发于1942年2月15日出版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全文如下: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之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毁,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
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此文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敦煌艺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关心。
当时经过议论交教育部负责筹办,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在对日作战,财政支出困难,答复须待次年成立。1943年,教育部将于右任先生原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名称,改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聘定陕甘宁临察使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员,开始了筹备组建工作。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正式成立,于右任先生保护敦煌艺术和促进敦煌学研究的心愿得以实现。常书鸿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担负起了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常书鸿画笔下的莫高窟常书鸿画笔下的莫高窟

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肩负着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人仙境,心情非常激动,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接着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这是1945年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个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然而常书鸿决定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

1945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三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常书鸿最终说服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许多学生回到敦煌,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常书鸿 - 艺术造诣

常书鸿在工作中常书鸿在工作中图册

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

在此期间,常书鸿所绘油画《梳妆》、《病妇》、《裸女》静物画《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葡萄》后来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亲选,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现藏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裸妇》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收藏,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常书鸿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先后获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二枚、荣誉奖一枚,并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

常书鸿 - 主要贡献

在常书鸿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

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高度赞扬,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常书鸿 - 家庭

妻子

常书鸿和第一任妻子陈芝秀常书鸿和第一任妻子陈芝秀

第一任妻子:陈芝秀

第二任妻子:李承仙

子女

儿子:常嘉煌

女儿:常沙娜

常书鸿 - 轶事

1948年夏天,常书鸿在南京举办了“敦煌画展”。8月28日蒋介石冒雨去参观,展览随后移至上海,参观人数增加数倍。

在此期间,常书鸿收到友人告诫,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保护国宝。果然时隔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位司长送来秘密指示。这个通知是让常书鸿把敦煌展览的临摹品要一块送到台湾去。常书鸿觉得不妥,这批画一旦离开大陆送到台湾,可能就没有回归之日了。

随后,常书鸿以展览尚未结束为由拖延了一段时间。而私下,他赶快把一部分临摹品放在了南京,一部分转移到杭州。等人家再来催问,常书鸿又装糊涂,说都已经运回敦煌了,这样子总算没有拿走。[2]

常书鸿 - 作品

画作

常书鸿油画作品常书鸿油画作品

《葡萄》 (收藏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

《沙娜画像》 (收藏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

《攀登珠峰》 (收藏于浙江大学)

《玄中寺》 (七扇屏风 藏于日本枣寺)

《丝绸之路飞天》 (障壁画 藏于日本法隆寺)

著作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回忆录

常书鸿 - 评价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是“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是中国第一代敦煌学家。